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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的精神分析之三:水浒——暴力话语的盛大容器

来源:未知 作者:李芳婕 时间:2015-05-29 15:13   点击:
摘要:没有人能够回避这两个乡村诗人所示范的道路。只有中世纪市民作家的诞生中止了这点。郑板桥说“吃亏福”;而他另一个著名的箴言是吁请人的“糊涂”(“难得糊涂”)。...
       
       毫无疑问,所谓“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上述分歧,正是流氓话语和国家话语在诗歌地带的一次对抗,他们藉此分裂了中国知识分子,迫使其在流氓与国家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千年以来,这种选择把失意知识分子逼入一个极度尴尬的场景。没有人能够回避这两个乡村诗人所示范的道路。只有中世纪市民作家的诞生中止了这点。郑板桥说“吃亏福”;而他另一个著名的箴言是吁请人的“糊涂”(“难得糊涂”)。
       我不想在此就佯傻或佯狂的策略发表看法,因为这不是我目前要寻找的那个事物。关键在于如何使流氓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对抗得到斡旋,并藉此为失意者找到灵魂的出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要与金圣叹一起眺望,以缅怀他所曾经批阅过的文本及其背景。面对诗歌所构筑的迷津,小说家(他们最初只是民间传说的收集者,而后才成为阐释者和题写者)的涌现不可阻挡。他们要向这一困境出示线索。
       所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小说,诸如《水浒》、《三国》、《西游》和《封神演义》,都是一次对流氓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媾和实验。其中,《忠义水浒传》是最典范的模式,它陈述了一群低级官吏、失意文人、乡村地主以及市井无赖所从事的造反游戏。从强硬的国家主语开始,经过被挤逼的无奈的反叛,向流氓忿然一跃,企及了黑暗王国的最高荣耀(即所谓“梁山聚义”),而后,由于国家的宽恕和恩典,流氓又再度返回到后者的盛大怀抱。这是“家园-流走-复归家园”的流氓语法的一次经典化题写,它请求着国家话语的内在降临。
       什么是国家最终予以宽恕和默认的流氓罪行?除了少量的奸淫、偷盗、欺诈和大量的掠抢,就是在正义的名义下所从事的残忍屠杀。一个以击毙老虎著称的英雄武松,为了一种身遭陷害的怨恨(这无疑构成了“杀人”的道德理由),就可以把地方军事长官张都监全家十九人尽悉杀光,其中包括那些无辜的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和厨师。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杀手溅血的笑容与刀具。
       面对这场令人震惊的屠戮,粗率急促的小说竟然变得细腻舒缓起来。武松在杀过第十三个人(也就是张都监的妻子)时,发现对方仍然在血泊中呻吟,就过去按住,要割下头颅,却不能如意。于月光下察看,才发现刀已砍出了缺口,便走去厨房找了一把好的。在又杀过六个妇女之后,他才中止了复仇的游戏。武松告诉我们说:他对此感到了无限的满足!
       必须注意出现在这场屠杀中的一次真正的题写,那就是武松用尸衣和鲜血在粉墙上所书的著名句子──“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它包含着一个最常见的隐喻,即被杀者与恶虎、杀人者与打虎者之间是完全同义的。当武松说“我是打虎者”时,就等于在说“我是好的杀手”,因为这就是一次新的恶虎翦除行动。最终,通过这正义的题写,屠杀将受到公共伦理的认可,而杀手则转换成了匡扶正义的英雄。月光、白墙、血迹和口号,这些犀利的事物激发了人的拥戴。
       无疑,武松是那种擅长将血腥屠戮与诗意彼此融合的刀手,他懂得如何利用正义话语去构筑杀人现场的悲愤布景。而李逵则是一个更肆无忌惮的斧手,在其母被“老虎”(请留意这个语词在杀人陈述中的动力学意义)吞食之后,他从一个鲁莽汉子变成梁山流氓中最疯狂残暴的杀人机器。仅仅是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次,为了某种“快活”,他就杀了无辜的扈家庄主一门老幼及其所有佃农。重要的是,李逵从不进行杀戮的自我题写和正义阐释,他为杀人而杀,并且渴望着一种非凡的数量和速度,除此之外,更无所求。而仁慈的领袖宋江对此只给出了轻轻的嗔怪。他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粗鄙的屠夫,把他的暴行归结于“替天行道”计划中的那个所谓“天意”。
       杀人、砍头、剜心和凌迟,这黑暗王国的暴力话语,大量涌现于从《水浒》到《三国》(也许还应包括《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等等)的中国文学经典本文之中,构成了流氓美学的严厉前提,同时也是流氓与国家实现和解的深切的基础。招安,就是从江湖流氓中遴选出一些新的官方屠夫,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名义下继续从事国家暴力机器所指定的杀人游戏。这显然是流氓与国家间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流氓藉此获得它重返家园的契机。
       与此同时,流氓的正义题写也伸向了它的门户里面,也就是伸向它内部退化和败坏的部份。它在那里开辟了另外的战线,以清理它所指认出的无赖或淫徒。武松与西门庆的对抗就是如此。中国流氓渴望着暴力,却蔑视与仇恨一切色情,它要用这第一种罪恶去制裁第二种罪恶,犹如以它的左足去踹自己的右足。流氓的正义乍一看是极度荒谬的,但它被用以维系流氓的血性活力,以免遭到淫欲的腐蚀。更重要的是,流氓的伦理和国家的伦理在这里实现了汇合,因为至少在表面上,国家正是宏扬暴力和仇视色欲的典范。
       是的,几千年的江湖信念已经风雨飘摇,而国家的影像坚如磐石,永久激励着流氓的家园心情。但《水浒》所叙述的“招安”故事,不过是用民间流氓话语碎片拼凑起的二流神话,它掩盖着国家对流氓的无限惧怕和敌意。尽管许多王朝起源或受益于江湖(正如《三国演义》所言说的那样),国家却坚持着剿灭的立场,因为它明确地意识到:流氓就是国家映射在江湖中的某个酷肖的影像,或者反过来,国家是流氓所能企及的最高信念。
       沿循历史与文学的河流,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原则:国家和流氓是共生的。哪 里有国家,哪里就有流氓。不仅如此,国家的风格与流氓的风格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国家的极权总是在滋养流氓的暴力,而国家的腐败则必定要传染给流氓,使它日趋没落和臭气薰天。当国家英雄相继死去时,流氓也退化成了无赖,沉浸在各种极端无耻的罪恶之中。流氓与国家的分离不能阻止这些。无论在什么地点,流氓都只能是国家形像和命运的一个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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